八一文学

第四章 政治文化（第8页）

因此，当时很多普通德国人，正是通过这种“生物进步主义”的意识形态看待纳粹之恶，而通过这个“翻译软件”看到的恶，就不再是恶了，是为了迎接美好明天进行的“大扫除”。艾希曼之所以如此热情洋溢地投入到反犹工作中，也正是因为接受了这样一种世界观。在20世纪50年代的访谈中，他明确表示：“在完全理解《凡尔赛条约》的耻辱之前，我已经是国家社会主义的信奉者了。很大程度上，国家社会主义就是超级民族主义。”他甚至表示，他是康德的信徒，不过，他说，“苏格拉底式的智慧，应该臣服于国家的法律。”

其实，岂止纳粹主义，几乎所有的政治迫害，都会有一个将其迫害正当化的意识形态话语。穆加贝在津巴布韦推行所谓“快速土改”时，任何反对他的人都被视为“新殖民主义者”。在袭击平民的恐怖主义者眼中，他们是捍卫神圣宗教、反抗世界霸权的“圣战”战士。在缅甸军方针对罗兴亚人的种族清洗中，罗兴亚人则被说成是恐怖主义暴徒。在卢旺达屠杀中，胡图族将被杀害的图西族称为蛀空国家的“蟑螂”。当萨达姆针对库尔德平民使用化学武器时，他宣称库尔德人是分裂祖国的罪人。之前的课我们谈到过韩国电影《辩护人》，在电影中，那个安全人员把宋律师打倒在地，并呵斥道：“你知道你们为什么在过着岁月静好的生活吗？是因为有我这样的人。”在所有这些情节中，意识形态成为现实的过滤器。复杂的现实穿越意识形态抵达每个人的头脑，就像阳光穿越大气层抵达人们的眼睛时，只剩下美好的蓝色。

所以，普通人为什么会作恶？因为恐惧，因为利益诱惑，因为观念的魔法。个体的恶或许乏味，但是集体的恶从来并不平庸，它前面往往是权力的指挥棒在呼风唤雨，而燃料则是被不容置疑的政治话语所点燃的激情。也就是说，艾希曼或许并不像阿伦特所说的那样“不假思索”，在高压、在利益面前，他始终进行着精密的计算，而动听的意识形态则给了这种计算一个合理化的外衣。所谓盲目，与其说是个体的“不思考”，不如说是系统的“反思考”。它不是任何人天生的无能，而是制度所施加的近视。

因此，面对恶的蔓延，面对高压，面对诱惑，尤其是面对那种不容置疑的政治话语，一旦你了解人之为人的脆弱，一旦你认出自己在极权主义当中的倒影，作为个体去思考，去看看不到的，去听听不到的，去寻找更大的图景，就不仅仅是一种兴趣，而且是一种义务。

24. 文明的冲突：一个过时的预言？（1）

一般来说，一个知名学者通常以一两本代表作扬名天下，很少有学者几乎每本书都引起轰动。亨廷顿却是一个例外。他的几乎每本书都像是一颗小型原子弹，在公共领域激起激烈的辩论和持久的关注。这未必是因为他的某个具体观点本身多么深得人心，而是因为他是个超级“议题设定者”——也就是说，你同意他也好，不同意他也好，你总是在情不自禁地讨论他抛出的问题。

大家可能有印象，我们这个课程就屡次提到过他。在讲“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时，我提到了他，因为这个概念是他发明的。在讲“重新带回国家”的时候，我也提到了他，因为他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这本书，引领了一个思想潮流。这次课，我们又要以他为引子，来谈论另一个极具争议的话题——文明的冲突。

一个不合时宜的预言

1996年，亨廷顿出版了一本书，叫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这本书的基本观点，其实已经包含在标题里了，大意就是：冷战结束了，以意识形态为分野的冲突走到了尽头，从现在开始，文明将成为政治冲突的分界线。换句话说，以前是左右之争，现在是文化之争。他把世界文明分为七八个板块：西方文明、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日本、印度、拉美等。但是，如果进一步简化，他实际上是把文明分成了三个阵营：一个是西方，一个是东方，还有就是一堆“骑墙派”。用他的话来说，就是“the West vs. the Rest”（西方对其他），以及一堆swing civilizations（摇摆的文明）。

今天来看，这本书最有意思的地方，不是它的具体观点，而是它的发表时间。这本书出版于1996年。事实上，亨廷顿在1992年就做了“文明冲突”的报告，1996年的书，只是对这个报告的拓展。也就是说，几乎是冷战刚刚结束，当时整个西方还陶醉在“胜利的喜悦”中时，亨廷顿却不识时务地抛出了这个冷峻的观点——“文明的冲突”正在到来。

当时，他的观点一抛出，立刻受到了无数批评：有的批评他好战，在煽动战争；有的批评他西方中心主义，将西方文明看得高人一等；有的批评他不区分政治和文化，将政治的冲突统统归结为文明的冲突；甚至有人批评他不过是耸人听闻、哗众取宠。但是，一个事件的发生，让无数批评的声音愣住了，顷刻间，在一些人眼中，亨廷顿从一个沙袋变成了一个“预言家”。什么事件？大家可能猜到了：911。

911的发生，让很多人开始正视“文明的冲突”这种可能性。纽约的世贸大楼，几乎可以说是西方文明的象征，眼睁睁地被两架飞机撞倒，而劫持这两架飞机的，是19个伊斯兰极端分子。人们可以从无数个角度诠释这个匪夷所思的事件，但是无疑，文化冲突是其中一个重要视角。

911是一个戏剧化的事件，另一个事件，不那么戏剧化，而是缓缓发生，但是它的冲击波，同样被视为是“文明冲突论”的论据，这个事件，就是中国的崛起。在一些人看来，近年中美矛盾不断升级，似乎是印证了亨廷顿的观点。特朗普上台之前，中美冲突还只是时隐时现，特朗普上台之后，由于他“酒驾”般的施政风格，冲突开始白热化。从中美贸易战到科技战，从香港问题到新冠病毒之争，双方不断地陷入剑拔弩张的状态。我们有种感觉，窗外的历史似乎不再闲庭信步了，而是开始加速奔跑，至于它将要跑到哪里，没有人知道，但是这个速度本身，就足以让人感到紧张。同样，中美矛盾的清晰化，或许有各种原因，但是无疑，文化的冲突是其中一个重要逻辑。

所以，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被很多学者判了死刑，在21世纪却起死回生了。救它的不是别的学者或者理论，而是现实本身。现实曲曲折折，却还是绕到了亨廷顿的笔下。人们不情愿地发现，the West vs. the Rest，这个说法虽然如此粗糙，如此经不起细节的推敲，但是，作为一个大致的框架，却似乎比25年前，也就是亨廷顿刚刚写下《文明的冲突》的时候，更有说服力了。更重要的是，人们担心，这种“说服力”仅仅是刚刚开始。

到底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是个先知性的预言，还是过时的危言耸听？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看法。时间关系，这次课，我想谈谈在我眼中，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对在哪儿。下次课，我将谈谈我认为这个观点的问题在哪儿。

显然，我们真正关心的，不是亨廷顿本人或其著作的命运，而是我们所置身的这个世界是否真的处于一个文明对撞的时刻。因为照亨廷顿的说法，似乎西方国家已经吹响了集结号，而东方国家也终将因为“共同的敌人”而走到一起，双方将沿着一条“文明断层线”迈向决战时刻。如果这个画面是真的，那我们也不可能岁月静好下去了。山雨欲来风满楼，我们当然要关心，我们所面临的，是怎样一场风暴。

亨廷顿对在哪儿之一：政治文化差异真实存在

现在，我来说说，我认为亨廷顿对在哪儿。首先，我非常同意亨廷顿的这个看法：就特定历史时刻而言，政治文化的差异是真实存在的。什么叫政治文化的差异？简单来说，就是政治价值排序的不同，或者价值权重的不同。大家可能会觉得，不同政治文化存在价值差异，这还用说吗？这不是废话吗？其实，这还真不是废话。即使原则上同意“政治文化存在差异”的人，在涉及具体问题时，也常常否认这一点。在具体问题上，他们常常说的是：“别看谁谁谁怎么怎么样，其实它怎么怎么样”，因此结论往往是“其实都一样”。

一种常见的否认政治文化差异的方式，就是以文化内部的多样性，去否认一个文化总体的价值倾向性。比如，如果我说，中国人倾向于有更强烈的民族主义观念，可能立刻有人会说，“我就认识谁谁谁，他完全没有民族主义观念”；或者如果我说，穆斯林世界对同性恋更缺乏宽容，可能立刻有人会说，“我就认识哪个哪个穆斯林，他们完全能够接受同性恋婚姻”。显然，我相信，每个文化内部都会有多元的声音，但是，我理解的文化差异，不是指每个文化铁板一块、万众一心，而是指在特定的历史时刻，每个文化圈的“平均观念水位”或者“中间观念水位”的位置不同。

另一种否认政治文化差异的方式，是以每个文化内部的演进性，去否认一个文化在特定历史时刻的倾向性。比如，有一次，我和一个朋友说到巴基斯坦的“荣誉谋杀”。所谓“荣誉谋杀”，大家可能听说过，就是一个男性，因为他某个女性亲属做出什么“有伤风化”的事情，比如通奸、私奔，甚至仅仅因为穿着有点暴露，就直接把这个女人给杀了。讲到这个现象时，我表示很愤怒，我这个朋友的第一反应就是：基督教国家以前也非常歧视女性，中国不也是，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