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文学

第四章 政治文化（第3页）

可能有人会问，就算是制度缝隙为民权观念的扩散提供了杠杆，那韩国人的民权观念，最初源头又是哪里呢？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无论是韩国、中国或者印度、南非，甚至欧美国家本身，答案都是类似的，那就是二三百年前开始的启蒙运动。启蒙运动大家都知道，它所缔造的一个核心观念，就是“主权在民”。在此之前，人们认为公共权力的来源是上帝、是天命，所以统治者凌驾于被统治者之上是自然秩序。在此之后，人们认为公共权力的来源是民众，所以被统治者驾驭统治者，才是自然秩序。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近代以来，世界政治史上只发生了一场革命，就是这场“主权在民”的观念革命，其他的革命都只是这场革命的支流而已。

可能有人会困惑，几百年前的几个白人男子，什么洛克、卢梭，他们怎么就这么能蛊惑人心？这些韩国的学生，乃至全世界很多国家的民众，就这么容易被几个西方思想家给洗脑了？当然不是这么简单。思想者很多，能够引起数百年共鸣的却没有几个。启蒙思想的致命吸引力，不是因为它来自西方，而恰恰是因为它来自我们自己的内心。所谓启蒙，未必是把一个外来的什么思想塞到我们的脑子里，而是用一盏灯把本来就是我们心灵深处里的东西给照亮而已。或许电影里的学生和教授读过启蒙思想家的作品，但是，里面的律师、司机、加油站老板、护士、狱警……哪读过什么卢梭、洛克，他们只是知道，刑讯逼供是不对的，文字狱是不对的，拿着警棍四处打人是不对的，死人不让报道是不对的……这些情况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让他们慢慢意识到，除非权力结构改变，这些不对是不能被系统纠正的。

《1987》里面有一段对话，一个女孩劝她所暗恋的男大学生不要去参加游行。她说，你以为你这样做，世界就会改变吗？别做白日梦了，醒醒吧。那个大学生说：“我也想啊，但是不行，因为心太痛了。”心太痛了，可以说，一语道破了启蒙观念的真正起源。那个小女孩当然说不过他，但是，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研究者，我会想到1000个理由去反驳他：你没想到民主运行的经济条件吗？你没想过转型后的裂痕动员吗？你没想过革命的时机和策略吗？你没想过国家能力和社会权力的平衡吗？……但是，到最后，我发现，这种源于道德直觉的正义感有种令人敬畏的天真。你会发现，当所有政治的泥沙沉淀、所有理论的波涛平息、所有流行的趋势过去，最终，这种无与伦比的天真还是会从水底浮现。它熠熠的光芒，还是会诱惑你向它伸出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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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yeong-Chul Park, “The Korean student movement: the mobilization process,” William & Mary Dissertation, 1989.

22. 何为民主文化？泰国困局

上次课，我们讨论了推动民主转型的观念动力，这次课，我们再往前走一步，谈谈民主稳固的文化基础。

注意，在比较政治学当中，“民主转型”和“民主稳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它们的动力、机制和结果都不同。相对而言，“民主转型”更容易出现——它可能因为观念变迁或者经济发展出现，但也可能因为一场战争、一次经济危机、一个领导人的去世或者一次政变等随机性的因素而发生，但是“民主稳固”则要艰难得多，它往往需要各种结构性或者文化性的条件，比如需要各方政治势力具有妥协精神，需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和国家能力，可能还需要一定的国际条件等。这就像一个人去参加马拉松比赛并不需要很多条件，甚至可能一时兴起就去了，但是要以较好的成绩跑完马拉松，条件就太多了，你得有体力、有耐力、有策略、有训练、有相关的安全知识等。在这个意义上，世界上可能有“偶然的民主转型”，但是没有“偶然的民主稳固”。

上次课我们讨论转型的观念动力时，使用的案例是韩国，这次课我们讨论民主稳固的观念基础，或许可以观察另一个亚洲国家——泰国。

泰国的政变之谜

现代史上，哪个国家发生政变的次数最多？

说实话，如果不是学习政治学，我怎么也猜不到是泰国。我们都知道，泰国基本上是个佛教国家，90%以上的国民是佛教徒，而佛教徒通常以安静祥和著称。事实上，泰国常常也被称为“微笑之国”。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泰国旅行，我曾经去过一次普吉岛，普吉岛上的泰国人确实是印证了我心目中的佛教徒形象。他们对陌生人非常友好，经常是双手合十，一句温柔的“萨瓦迪卡”问候得你心都化了。

但是，这样一个温柔的“微笑之国”，居然成为现代史上政变最多的国家。据统计，20世纪30年代以来，泰国已经发生过21次政变，其中13次是成功的政变。也就是说，平均4年左右就会发生一次政变。说实话，看到这个数字时，我的第一反应是，泰国的中学生好惨，他们背历史的时候怎么背啊，21次政变，这要考试的时候不出错也太难了。

不过，这里需要做一个说明，我们一听说“政变”这个词，往往会想到刀光剑影、血流成河，但是，其实很多政变是不流血的。泰国历史上的多数政变也是不流血的，包括2014年这次，也就是最近的一次。像印尼的苏哈托那样，政变完了杀几十万人，或者阿根廷那样，政变之后展开数年的“肮脏战争”，这在泰国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泰国人的温柔，甚至可以说反映到了他们的政变里。

泰国那么多次政变，并不是每次推翻的都是民主政权，因为有时候是一个军政府推翻另一个军政府。但是，至少就过去四五十年而言，除了一次以外，所有政变推翻的，都是民选政府。2014年，政变推翻的是民选的英拉政府；2006年，推翻的是民选的他信政府；1991年，推翻的是民选的差猜政府；1976年，推翻的则是刚刚建立三年的民主政府。可见，在当代泰国，真正困难的，不是推动民主转型，而是实现民主稳固。转型本身对泰国人来说并不难，人家南非人奋斗五十年才推动一次民主转型，泰国人信手拈来就转了四五次。简直可以说，他们是一言不合就民主转型，但问题是，再一言不合，又民主崩溃。

为什么？为什么民主政体难以在泰国站稳脚跟？是因为军队过于强大和野蛮，以至民主难以维系吗？表面上看的确如此。但是，大家反过来想一想，泰国不断在军人执政和民主政权之间摇摆，也恰恰说明军人政权没有那么强大。因为如果真有那么强大，那就不需要那么多次政变了，一次就搞定了，对不对？它能够允许民主转型不断发生，恰恰是因为它并不能真正有效地垄断权力。事实上，泰国2014年和2006年的政变，正如埃及2013年的政变，军队并非真正的主导者，很大程度上，他们只是在政治对峙已经造成局势失控的情况下出来收拾残局而已。

那么，为什么泰国的民主总是难以沉淀？这个问题可以从无数个角度去谈，社会结构、政治传统、经济模式等，不过，这次课，我想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谈一谈这个问题。我想借着泰国的民主困境，确切地说，泰国21世纪初的民主困境，来谈谈什么是民主文化。

参与精神=民主文化？

什么是民主文化？什么样的文化最有利于民主运转？关于这一点，比较政治学里面其实有很多种说法。比如，一个著名的理论，叫作“社会资本”理论，其代表性学者是帕特南（Robert Putnam）。根据这个理论，一个国家的“社会资本”丰富与否，决定了它的民主能否走向稳固和良性运转。什么叫“社会资本”？简单来说，就是一个社会自发结社的习性。如果在一个社会里，很多人习惯于通过自发结社来解决问题，民主就容易走向稳固。为什么？因为自发结社培养公民的参与感、责任感、协商精神、合作精神等，而这些习性对于民主的落地生根都至关重要。哪怕这些社团并非政治性社团，而只是——比如说，读书会、爬山社、减肥小组，甚至广场舞大妈团体，它也可能通过培养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合作而给民主的运行提供润滑剂。

除了“社会资本”理论，另一个近年颇受关注的“民主文化”理论是“后现代文化”理论，其代表性人物是我们之前也提到过的英格尔哈特。根据这个理论，当一个社会的经济模式从前现代模式抵达现代工业模式，然后再穿越现代工业模式抵达后现代模式，也就是知识经济、服务经济为主的模式，“后现代文化”就容易出现，而这种文化最有利于民主的运行。